国家与社会的博弈：启蒙时代法国的公众舆论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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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史是法国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主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革命史争论，极大地推动了18世纪旧制度史的研究，使之成为此一时期史学变革的动力之源。
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公众舆论与权威崩溃”（批准号为11BSS019），希图追踪史学前沿，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出发，审视1750年代以降法国社会整体的思想气候的变迁，摆脱按照社会学或历史哲学理论程式所作出的宏大叙事，重新评估“启蒙与革命”的关系。
原文 ：《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互动：启蒙时代法国的公众舆论》
作者 |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洪庆明
图片 | 网络
启蒙时代法国公众舆论研究的兴起
18世纪中期之后的法国，在绝对主义王权之外出现了一种绝对的抽象的权威——公众舆论。它取代法国社会两大传统的权威支柱教会与王权，成为新的裁决力量。到1770年代，在诸如马尔泽尔布、孔多塞和内克等诸多开明文人和政客的描述中，公众舆论是“国民之法庭”（le tribunal de la nation），蕴含着全体国民理性一致的至高正当性。在本质上，它与绝对主义君权同构，是神圣的和统一不可分割的。
18世纪法国公众舆论研究的兴起，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革命史学论争的产物，同时也构成此一时期新史学变革的一部分。笔者希图追随国际史学前沿，以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研究1750年代以降法国社会整体思想气候的转变。该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其一，摆脱传统解释按照社会学或历史哲学理论程式所作出的宏大叙事——新阶级、新社会登上历史舞台的“零点时刻”，希图更多地接近当时具体真实的社会情形，使历史看上去更加丰富细腻。其二，摆脱过去观念史的范式——仅对启蒙大人物及其著作作哲学或美学式解读，力图关注整个社会的思想氛围，有助于在解释“启蒙-革命”的关系时避免目的论的窠臼。其三，18世纪是“书籍的时代”，是知识信息传播急剧扩大的时代，更是现代性观念开始崛起为主流的时代，它直接接续着现代世界。研究旧制度时代的舆论争夺及其背后主体的利益动机，研究公众舆论给社会、政治运行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对解决当今移动互联时代面临的问题和诉求不无借鉴意义。
执念于“公开性”的舆论氛围生成
公众舆论导源于国家与社会交集地带的公共领域，是公众对政治国家与社会博弈之中的意见表达。按照旧制度法国的绝对主义王权理论，君主是国家唯一的代表，绝对主义政治体系掌控下的社会不可能生成公共领域。但是，1715年之后，法国政治与社会的演进变化为公众舆论的诞生提供了土壤。首先在政治方面，诸如宗教、财税等一系列政治问题引发了精英内部越来越激烈的争论和对抗；其次在社会方面，科学革命以降新知识新观念的产生形成，伴随着相对和平年代的经济繁荣、文化与审美权力从（凡尔赛）宫廷向城市（巴黎）的转移、书籍时代的来临、识字率的提高，为舆论的发动和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机制。
在勤守“国王的职业”的路易十四治下，以凡尔赛宫廷为中心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呈一时之盛，法国社会难以生成批判性的公共舆论。但是，1715年“太阳王”驾崩之后，他留下的沉重遗产，开启了法国政治争论之门。首先是1713年他要求教皇颁布的《乌尼詹尼图斯通谕》，引发了持续半个世纪的宗教争论；接着是18世纪中期爆发的财税争论，使王国政府与高等法院时常陷入激烈的对抗当中；继后是1760年代的经济、政治改革争论。这些关系到现代民族国家和政府建构的重大问题纠葛在一起，导致了连绵不断的“舆论战”。这是因为，在面对具有天然优势的绝对主义王权，以高等法院为核心的另一方，希望借助社会公众的力量作为对抗。1770年末至1774年的“莫普改革”，将争论推至顶峰。在争论过程中，与王国政府对抗的一方，借助历史阐释，力图证明高等法院与王权具有一样久远的历史，是阻遏王权陷入专制的中间机构；或重新阐释公法，证明代表国民利益的机构具有不可侵犯性。
争论的话语衍生了新的观念或新的概念。截至1774年，诸如国王已陷入专制主义、“国民主权”、召开三级会议以代表全体国民讨论和批准政府的税收政策法令，等等，连续提了出来。1787年危机再次爆发时，舆论的呼声也再次“旧事”重提，最终导致了路易十六同意召集三级会议，从而开启了革命的进程。仅就旧制度本身来说，政治争论打破了绝对主义权力体系信息内部上传下达和“不争论”的模式，表明旧的政治模式及其附着的权威已然处于崩塌之中，一种执念于“公开性”的舆论氛围已然生成，从而为革命实践的政治模式奠定了心理基础。
“舆论战”为革命提供话语资源
任何思想都植根于它生成的社会环境中，通过传播向社会逐层渗透，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精深虚空的哲学原则和理论说教，作用和影响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18世纪法国的主要传播机制，如书籍报刊、沙龙、共济会等，提供了“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的必要工具，不仅信息在其中流动和扩散，而且它们运作的模式同样有悖于绝对主义体制和等级社会的基本原则：沙龙是贵族与资产阶级上层平等相遇的场所，倡导“博爱”原则的共济会，其成员无论出身哪个等级皆是平等的兄弟。那么，参与其中的主体是什么人？公众舆论基本的倾向是什么？像其他各个时代一样，18世纪法国的公共领域机制既有“涵括性”，也有“排斥性”，参与公共领域需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如教育、机会和动机。在教育发展和社会期望发展变化的情形下，文人群体以及利益攸关的高等法院界，是其中主要的参与者和发动者。社会公众舆论面对的是压倒性优势的传统权威——教会和王权。
18世纪法国印刷厂
长期的舆论动员必然影响社会成员的“表象”认知。尽管我们并不能断定，肇始于1750年代的去基督教化进程以及君主的去神圣化进程，就是舆论动员的结果，它们可能更多的是17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和情感变化的结果。但是，18世纪中期登上舞台的公众舆论，无疑既是这个长时段进程的一个反馈，也推进和加深了这一进程。那么，旧制度末期这种思想氛围和集体心态的显著变化，与1789年的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革命直接可见的起源是政治性的，即18世纪中期一直持续到1787年连绵不绝的政治危机，导致了作为社会唯一组织者和管理者的君主制政府体系和权威的崩溃。革命爆发之后会产生自身的动力，因为革命进程是一个权力重组的过程，原子状态下的社会政治重构依赖于舆论的争夺，而旧制度末期的“舆论战”，为革命进程中的舆论竞夺提供了话语资源。
公众舆论与政治文化的转变
笔者并未从社会学理论模式出发，将18世纪法国视为一个经济发展和阶级对抗升级、新兴意识形态得以张扬的社会，而是从实际发生的历史出发，阐明了1750年代左右在法国政治生活中诞生的公众舆论，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截至1774年路易十五驾崩和“莫普改革”失败）在法国政治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评估了公众舆论在旧制度末年法国人集体心态转变中的作用，分析了公众舆论与革命之间的关系。笔者亦未重复传统解释背后的逻辑，即启蒙思想动员为革命准备了意识形态的弹药库。相反，从具体而微的社会文化进程观察，旧制度末期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并非导源于启蒙文人的创造和宣扬，而是与科学革命以来的知识更新有着非常显著的联系，启蒙时代是西方社会意识连续变化进程中一个显见的高峰时段。
当然，现有研究成果也有不足。首先，对1760年代的财税争论（国内有学者新近出版的旧制度税收特权研究有专章论及）、改革争论（包括经济的、行政的和军事的改革）没有作详尽深入的研究。其次，研究截至1774年路易十五时代结束，因为到这个时候，后来革命利用的话语，如国民主权、三级会议等，已基本形成。但就启蒙-革命的关系而言，1780年代尤其是1787年之后的公众舆论可能更加直接，因此1787年至革命初期的公众舆论和政治话语值得做另外一个课题。再次，历史保罗万象，过去发生的一切都是历史。有些缺憾是时间与学力的缘故，有些则是因学科界限致论题难以整合而未有涉及，如同样作为公众聚集和信息流通场所的画展、剧院乃至花园街道等方面。笔者企望继续在这片园地里做些拾遗补缺的工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12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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